一口椒麻清香感受春天律动

古代的那些被当成宪法性文件的文本，如《大宪章》，甚至近代早期的《权利法案》，事实上只不过是取得了优势的政治势力强化其权力的结果。

但尽管如此，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仍应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出发，即只能以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民众法治意识的增强，带来了全社会良好的法治氛围，公共权力机关和社会团体也会注意到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更广泛的监督制约而慎重行事，从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9]。

如物价局非法提高某种商品物价的行为，直接侵害主体是物价局。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12]。某省一个乡政府下令毁掉花费了几代人心血和汗水才建成的、用于防风固沙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葡萄园，发展高效农业。在上述两原则的指导下，就有可能使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达到一个较为先进的水平，并能适应将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与社会冲突及其危害程度的多样性相适应，生了转变，即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以及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和制约，而这一转变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各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目前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下，特定的当时人或由当事人中的一人或数人作为代表可以通过行政自诉的途径维护其利益不受侵害。而且检察机关享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实力上足可以和行政机关相抗衡。由于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的根本法，同时也是包括结社自由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因而宪法与政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4]。

这是执政党依法执政理念的升华与发展，为全面的宪法治理提供思想基础。其次，高度重视宪法实施，完善宪法监督机制与程序，正确认识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各种违宪现象。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让群众真正相信法律，逐渐减少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随后这一治国方略又被写入宪法。

现实中有些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口头上虽然也在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但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推动法治方面仍习惯于人治，以人治代替法治，或者以人治推动法治，沉迷于法外特权，这些都是严重缺乏依宪治国理念的表现。宪法没有权威必然误国。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本身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同时其执政能力也面临着新要求，即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顺应人民的要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在我国，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就是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从法学的视角来看，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是指其执政是否有宪法或者法律依据，只要一个政党的地位由宪法确立，其执政就具有合法性。这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执政党自觉地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明确依照宪法治理国家的思路与途径。

依宪执政的提出，既是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深入发展、宪法问题日益凸显的结果，也是历史性的新形势下执政党客观认识执政规律、转变执政方式与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第一个三十年主要是依政策执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并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1]。第四，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把宪法教育制度化。

在不尊重宪法的执政模式下，国家机关成了政党实施政策的工具，在面对各种复杂社会问题时一些党组织突破宪法界限，追求法外的特殊利益，因而日益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人把违宪审查功能与依宪执政对立起来，认为如果坚持违宪审查，则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挑战。

（二）党的执政行为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 执政行为的合宪性要求党对国家的领导必须遵循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党的各项活动都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进行。再次，切实贯彻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

有了政党，必然形成不同类型的政党政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换言之，依宪执政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方式的深刻思考。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是作为党内最高法规的党章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具体表现。目前，宪法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仍存在着严重误解。虽然各国政党制度的性质与形态不同，但政党地位、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组织形式受宪法规范的约束，依宪执政成为执政党活动的基础。

依宪执政，既是党的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随着政党在法治发展中作用的加强，人们对政党与宪法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

无论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依宪执政，任何意义上的法治都可能不复存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且明确对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科学界定。

宪法所组织、分配的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对社会共同认可的利益的确认。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干部都应尊重法律、尊重宪法，养成尊重规则的氛围。

大体自1957年后的一个时期，法律虚无主义、法律无用论更是大行其道。首先，执政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宪治国理念，彻底摈弃治国理念上的人治观念。中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既要依宪执政，又要依法执政，二者互为表里，都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成本最低、最具可行性的一个方案就是增设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并把法工委的法规审查备案室调整为宪法监督委员会下设的工作机构，明确其工作职责与程序。再次，从中国社会治理经验看，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生活中宪法问题日益突出。

其次，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历史教训看，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没有严格依法执政，特别是没有尊重宪法权威，没有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实施宪法，由此导致执政行为失去宪法基础。在一个长时期里，我国的执政方式以党的政策和决定为重要行为依据，没有充分认识到违宪审查制度对国家稳定、执政基础的合法性以及利益的合理协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念形成的背景、内涵以及如何实现依宪执政的问题。第四，从依法治国与依宪执政的关系看，在依法治国已经写入宪法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之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随之转变。

2004年9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首先，依宪执政由政党本身作为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所决定。而这一规定在此前三部宪法中是没有的，它标志着治国方略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宪法与法律开始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逐步从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并从法律调整开始转向宪法治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原来革命阶段的社会动员转变为依照宪法对国家、社会进行治理，即依宪执政。

而判断党内法规是否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根本标准是宪法规范，即已形成的宪法规范是确定的、统一的尺度。依宪执政的提出是执政党客观认识执政规律、转变执政方式与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矛盾的长期积累最终使苏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基础。依宪执政，要求执政地位由宪法确立、执政行为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执政理念符合宪法精神。

在依法治国的总体背景下，党的依宪执政思想开始体系化。在执政活动中，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支持、保障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